清华大学的一场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不少企业在招聘窗口贴出了“解决户口”招牌。有记者多次接触北京“户口中介”发现，户口买卖这个隐形市场，正以“黑市”独有的灵敏印证北京户口的暴涨“行情”。

　　有人说，京城居不易，一在房价，二在户口。这话或有偏激，却也是现实的“漫画”。城市与人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就像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说的：“所有成功的城市的确也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必须吸引来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城市是无法获得成功的。”但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不能承载“超重”的人。就在几天前，北京再次提出要控制人口规模，有效疏解核心区人口，减少生活刚性需求增加带来的污染。因此，户籍管控，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些年来，随着平权与均衡理念的普及，无论是城镇化发展，还是经济社会转型，传统的户籍管理模式，都到了该早日转身的时刻。户籍能够带来福利，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掂量了北京户口的福利价值：2010年底和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购令”，非京籍居民只有“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才可以参与购车摇号和购买住房；而早在2008年，“具有本市户口”已经被列为限价商品房供应对象需具备的首要条件。据网友统计，北京户口有80余项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项，北京户口就值54万元，考入北大几率高40多倍。更重要的是，横亘在户籍之上的迁徙桎梏，已经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诚如专家所言，“经过30余年的经济改革，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是生产要素市场。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受到了户籍制度的制约，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严格来说，早在1978年后，中国的户籍制度就进入了相对开放期。近年来，“地方版”的改良试验也不曾少过，譬如郑州曾尝试全面放开、上海和广东试水居住证制度、重庆和成都试验城乡统筹的改革方案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大人口、户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已经是不争的共识——2001年，《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提出了县级市户口迁徙标准，但范围还相对较小。2010年，户籍制度改革又被列入当年的九大重点改革任务之一，随后，2012年2月23日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县级市之外，又加上了“设区的市”开放户籍迁徙。

　　户改，早已箭在弦上。眼下的争执，多在“怎么改”层面。

　　北京户口黑市的猖獗以及网友对户口估价的认识，至少提醒制度设计者一个基本道理：户改，起点与核心都应该是剥离户籍之上悬殊的各色福利。有数据说，目前在户籍之上，寄存了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包括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城市不同，差距不等。那么，无论是暂住证还是居住证的改革，如果不能在福利上实现“公民化”，则户改终究是纸上谈兵。哪怕从最容易的权益入手，哪怕从社保的部分内容着眼，也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动作。

　　好在舆论普遍认为，即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或会挑起更多改革的历史重任。毕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顶层设计需要在户籍制度等层面体现胆识与勇气。户改是真是假、推进是深是浅，从剥离悬殊的户籍福利上就足以窥斑见豹。(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