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用餐，放在椅子上的钱包不见了，食客王女士遇到了这样的郁闷事儿。(详见本报昨日A11版报道)

　　严格地说，顺走王女士钱包的服务员，应该叫“王某某”。是个不满18岁的95后。

　　但是，对于王女士来说，王某某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钱包被这家叫做“金川角大酒店”的员工给拿了，虽然报警之后物归原主，但她们要求酒店老板“出面解释与道歉”的诉求没能得到满足，难怪觉得酒店“很没有道理”。

　　其实“解释”是次要的。你说这么个丑事能解释出什么伟大意义来？重要的是“致歉”，用什么方式致歉，并且由谁来“致歉”。

　　显然，对酒店何经理的出面、以及5桌共计500元的折扣，王女士们不满意。不满意，可以理解为何经理的“级别”不够分量，也可以理解为500元折扣还不能体现歉意的深刻，或者两者兼有，总之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似乎让人感觉王女士一方，朝“很没有道理”的方向发展。王女士的同事中，有人砸坏了3把椅子，表示折扣也不需要了，只要老板道歉。尽管何经理解释老板不在温州，但吃客们不依不饶，搬来椅子把楼道给堵上了，既不埋单，也不让别的吃客下楼。

　　尽管王女士所在的公司最后支付了原价的餐费，展示了公司“不差钱”；尽管酒店方最后以书面的形式出具了致歉信，展示了酒店理亏三分时应有的歉意。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在这场对峙中，双方看上去斗的是气，实际上斗的是钱。金川角怕的是王某某事件招来一顿霸王餐，所以即便老板不在温州，还是连打个电话与失主一方沟个通、表个态的勇气都没有。王女士一方怕的是吃了扫兴餐还要吃哑巴账单，所以得理之后希望把事情弄得越大越好。最终双方，都在耗损着自己应有的“道理”。

　　其实解决王女士索要的“解释与致歉”并不难，“金川角”把处理矛盾的级别控制在经理级别，显然是对王女士一方的心理诉求没底，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造成冲突升级的最大原因，也是金川角继员工败笔之后的又一记危机处理败笔，至少在道义上，欠了王女士一方。但是，这个老板级别的亲自出面“解释与致歉”没有达成，是不是可以成为砸坏椅子、堵楼道不让别的顾客下楼的理由，则牵涉到“受害”角色向“施害”角色转换的问题。这种超越就事论理边界、甚至超越法律边界的做法，已经将一桩已经止损、虚惊一场的小事，推到了影响社会秩序、影响他人行为自由的程度，这种得理不饶人的出格情绪，已经把受害方摆到了一个更没有道理的位置，这应该不在说理的范围，也不在解决问题的范围了。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虽然单埋得很漂亮，但得理之后，有些人做得很蹩脚。我们生活中，时常说要多些包容，很多时候指的就是，寻求妥协，肯定比寻找对抗好。自己做得很有道理，才能在别人那里找到道理。

　　-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