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期，乐清七里港镇里隆村意外地“火了一把”，这段历史虽然并不“光彩”，但探寻其背后的起因，正蕴藏了当时温州人对外贸的热切需求。从那时起，温州人开始在政策禁锢尚未打破的背景下努力寻求贸易出路。35年间，温州人贸易的脚步走向全国，并在自贸区获批后的今天，更加热切地融入世界。他们，见证了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外贸易开放之旅。 ——题记

　　忆里隆萌芽与缩影

　　11月下旬，初冬的濛濛细雨中，温商潘光考从美国纽约又回到了乐清里隆。

　　江面上的船只来来往往，闲来无事的村民躲在屋子里打牌，汽车驶过时那肆无忌惮的喇叭声偶尔惊起几声狗吠。

　　一切显得那么平静。这和潘光考记忆中的里隆相去甚远：“那时，这里成天飘着邓丽君的歌，是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双卡呢。还有自动雨伞、香港衫、电子表，十块钱一个的电子表看起来很高级……都是从里隆码头直接带过来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乐清湾边的这个小村，在历史上意外地“红火”了一段。据资料记载，当时以柳市七里港为重点地区的走私活动一度十分猖獗，里隆村街头巷尾皆成走私市场，使得这个江边小村的日客流量最高峰时达20多万人。

　　三十年前的潘光考从这里走出来，成为温州十万推销大军中的一员。走南闯北推销电器开关的他，口袋里的必备物品就是一本目录、几块从走私市场买来的电子表，“有时候也会带上双卡录音机，立体声的，客户很喜欢。”

　　这段历史似乎并不“光彩”，但在潘光考看来，却成为推动此后三十多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开放的因素之一。这样的推动因素发生在温州里隆，看似是得益于地理优势的一场意外，其实也是基于温州民间经济活跃的预料之中的事件。然而，当市场的闸门被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一拨又一拨地涌进来后，一切就变得不可逆转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对外贸易进入了最初的尝试。彼时的温州人睁大了眼睛，惊喜地望着国门外各种新奇的货品，心中震惊着与世界的巨大落差；

　　时光荏苒，今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推进了对外贸易政策的改革，温州人也拿下上海自贸区第一张外资公司牌照，中国自由贸易进入非同寻常的开放之旅。此时的温州人依旧睁大眼睛，但不再有惊诧，而是从容地观察着国内国际的市场，捕捉着财富的机会，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今天，回过头来审视祖国东海边这个不起眼的小村，我们不难发现：里隆，正是温州人改革初期在政策禁锢尚未打破的背景下寻求外贸出路的一个缩影。

　　走出去蛰伏与进取

　　从里隆出发的潘光考，曾先到北京做服装，“但后来发现做裁缝赚钱太慢，于是改做电器。咱乐清人做电器，有优势。”

　　当时，乐清柳市聚集成以销售低压电器产品为主的专业市场。于是，各行各业丢了本行跑供销的人越来越多。正泰南存辉出身补鞋匠、德力西胡成中出身裁缝匠，均做过供销员。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身影推动了贸易开放的进程。

　　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相继建立，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自然也不例外。潘光考的生意，也从青岛、上海拓展到了国外，“我开始卖2000多元一只的高档开关，给周边一些国家。”

　　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更多了。另一位乐清籍温商杨春钱，正在这时进入了贸易领域。

　　“我每一步都赶上时代的潮流。1995年在全国各地做服装贸易正恰逢市场经济改革热潮，赚得第一桶金。2000年，我转行机械领域，成立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然后又遇到新一轮改革红利——入世。”

　　2001年，中国全面打破了与外界的隔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利用国外的资金，更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方法的进程。这十多年间，杨春钱带领他的企业，引进外企核心技术后进行技术创新，迅速成为国内空压机行业的佼佼者。

　　这时的温州人也从最初到境外设办事处、专卖店、贸易公司，到创建中国商品城、境外工业园区，“走出去”的形态更加多样化。2006年，由温州民企康奈集团牵头组建的我国第一个民营境外经贸合作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破土动工。

　　“这个时期，不仅仅是我们，整个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始成为新的研发大国，并在资金和技术上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

　　说到这里，杨春钱将脸微微抬起，目光落向滚滚而流的黄浦江水。他接受采访的地点就在上海外滩老码头，这里是原来的十六铺，流传着上海滩大亨们的传奇故事。杨春钱此刻闲坐老码头屋顶的欧式露台，楼下曾是黄金荣、杜月笙的仓库……今昔巨变，演绎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温商们在改革之旅中一路走来一路沧桑一路收获的别样心境。

　　自贸区引擎与希望

　　基隆路9号，上海新坐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巨幅标识，如同一块磁铁，将步履匆匆的国内外企业人士引向这个地方——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大家想做的是同一件事：抢滩上海自贸区。

　　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将成为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擎”。

　　今年10月8日，国庆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即使申城大雨如注，也没有阻挡温州人孙宝华急切的脚步，他成为了第一个递交注册材料的申请者。

　　“我们判断，自贸区带来的机会在金融领域会比较多。”孙宝华认为，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将采取利率市场化，基于此，他申请注册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业务定位就是给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中介服务，“而且，公司开展业务后，会将温州小微企业作为重要客户。”

　　自贸区的消息让杨春钱也激动不已。“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被看做是‘第二次入世’，我又看到了新机遇。”作为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他设想能在自贸区做一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展示中心；作为温州人，他更挂念着家乡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对接温州金改也是一个大好机会，我们成立了专精特新金融服务公司，专门为中小企业做对接，其中也包括温州的企业。”

　　自贸区之行更列入了潘光考此行回国的重要日程。他和好友、温商潘少杰相约去洋山保税港区看一看。

　　迎着冬日暖阳，他们驱车从浦东机场直奔东海大桥。茫茫东海上，这座长达32公里的中国第一外海跨海大桥呈S型向远处延伸，直抵洋山港。

　　近80个龙门吊摆开架势，吊臂沿海港张开，好像正在欢迎国际货轮的到来。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各就各位堆满了码头的空地。登顶小洋山的制高点看深水港，一道弯弯曲曲的绿色围栏清晰可见。围栏内，就是已划定的自贸区范围。潘光考和潘少杰仔仔细细地看，又仔仔细细地问，从容而谨慎地寻找着其中的发展机会。

　　骄阳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一望无边的自贸区热土上，聚焦成一个小点。站在时间的长河中看，这个小点分明映衬出中国从缓慢犹豫到信心饱满走上国际贸易舞台的大步身影——

　　改革开放35年间，从实行贸易管制政策，到毅然决然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是历史性的转折。受益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

　　35年间，温商从里隆出发，走向全国，并热切地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正见证了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外开放之旅！

　　触摸全球化的印记，感受“世界的中国”，今天的温州人还将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继续书写恢弘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