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曾被视作中国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敢为人先的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地敲击着“壁垒”，试图在教育领域探路市场和未来。 ——题记

　　温州网讯温州大学“三元券”，原本只属于温州人自己的记忆，却为温州乃至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欲说还休的惊喜。

　　面向社会集资的“三元券”吸引了249万元社会资金、104万元个人捐资、403万元侨胞捐助……它不仅为温州大学建设筹集资金，更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办教育的需求与渴望。

　　正是这种需求与渴望，集结了突破体制壁垒的力量；它足以由自发到自觉，最终打破各种复杂、具体、碎片化的困境，让改革先行者们摸到过河的“石头”。

　　从当年温州普通人捐“三元券”建温大，到如今以上海建桥学院为代表的“温”办教育，这一历程显示的，是温州人不断跨越制度壁垒的智慧，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的实践，是改革的方法论。

　　(一)发轫之力

　　30年前，温州收获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获批入列14个沿海开放城市，获批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

　　前一个，放开了温州人改革的步子；而后一个，触动了温州人的心。

　　大学是什么？那是温州人的一个梦。

　　改革伊始的温州，初等教育都无法普及，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了近5个百分点，直至1982年，温州每万人中大学生才24名。教育成了稀缺资源：教室是危房、教师是代课老师；学生自家带条凳。一些学校，一个教室挤了90多人。

　　后来创办建桥学院的周星增，在那样的环境中成了万里挑一的大学生。

　　1979年，收到江西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周星增还在种田，来不及洗掉腿上的泥巴就往家冲。乡里人也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都替他高兴：考上状元啦！这是柳市湖头第一个大学生。

　　1984年，周星增大学毕业在贵州工学院开始教书。这时，温州终于开始筹建大学了。

　　有人说，你温州基础教育都没吃饱，还去想山珍海馐？

　　可温州人，就是敢想。

　　教育局资深干事金文斌那年被调到温大筹建办公室，就是来出点子破难关的。

　　钱，是头一道坎。

　　一翻账目，温大名下就三样财产：47.5万元拨款，6亩办校基地，一辆破旧的上海小汽车。

　　缺师资、缺校舍、缺经费……温大建设之初的困境，就是当时温州社会办教育的起点之一。

　　全省首家民办的春华幼儿园是乐清虹桥镇退休教师金爱莲和15名知青凑钱、借款办起的；温州第一所聋哑学校是苍南缪克强自筹资金办的；文成知青李道銮，变卖家产、抵押房屋、砍树造屋，靠自筹集资和政府补助创办了求知中学；后来乐清七里港8名农业专业户集资20万元，创办全省首家农民私立高中……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民办幼儿园发展到1500多所，民办中小学、高中、高职15所，这些自筹资金、自担风险的民办学校显示了民间办学的力量。

　　基础教育要办，被视为山珍海馐的大学更要办。钱不够？大家凑！

　　怎么凑？金文斌跑到市区松台菜市场做调研。“1元太少、5元太多，三元为好。”调查结果令人振奋，“温州大学基本建设三元券”由此面世。

　　一斤咸菜才卖几毛钱，卖咸菜的专业户阿云一口就认300多张，近千元：“建大学好。我儿子以后也可以读温州大学。”瓦市小学生捐压岁钱，永嘉农民捐了一生积蓄，藤桥山民卖了鸡蛋番茄买“三元券”……“三元券”，是民间办学力量的一次喷涌。

　　(二)“三元券”之智

　　正因为“三元券”，远在贵州的周星增知道，温州将要有自己的综合大学了。

　　周星增的母亲帮他认了100张。妈妈没读过什么书，平时不舍得买新衣、买好吃的，这一捐就捐出儿子小半年的全部工资。周星增明白母亲的想法：读了大学的儿子，更该为温州大学作贡献。

　　于是1988年，拿着一封温大邀请函，周星增义不容辞回乡任教了。

　　“当时就觉得温州大学，特别伟大。”周星增仍记得当年的震撼。

　　校门口三根巨柱：一根代表政府，另外两根代表华侨和老百姓；还有“勤思楼”“爱乡楼”“任岩松礼堂”……当时有哪一所学校，能像温大这样，记录下一个群体奔走世界的足迹，记录下一个个老百姓办学的盼头。

　　周星增由此在温州大学度过了他这辈子最辛苦的5年。一个人带两个班级加两个成人班，既当班主任又当教研室主任。他吃住在一间空教室，白天卷起铺盖工作，晚上打开铺盖睡觉。

　　这就是人民办的大学。第一期4万平方米校舍，六成资金来自民间；自费就读，不包分配……金文斌说，温大创办在大学改革史上留下不少创举，而“三元券”的效应则对温州的教育格局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认购“三元券”的时候，各地专业户愿意掏钱办大学，但提出另一迫切的想法：子女能否自费上好初中、好高中。

　　民间的声音，到了改革者的耳朵，就是强烈的信号。

　　“多形式出资是群众的创举，应该提供试验，满足要求。”金文斌回忆，1985年9月，温州大学完成计划内任务，还招收了30名自费生。同年，温州中学也为自费生开出一扇小门，试招25名自费生，集资费用3万多元，相当于一学期温州中学全部的学杂费收入。

　　自费生、择校生的试验一石激起千层浪。1988年，《浙江教育报》为此展开一次全省性讨论。这场带着压力的争议没有定论，但自费、择校却伴着争议从温州走向全国。

　　“三元券”不仅仅是社会办学的集资券，它更像一张张民间力量的入场券，邀请券。到了九十年代，自聘教师、自定工资、自主收费、自取汇报等“六个允许”政策，开启了温州民办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使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民办教育标志性地区。在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前多年里，温州顶住压力给民办教育开出了“通行证”，一个教育改革的“温州模式”由此应运而生。

　　(三)再出发，让民办教育来领跑

　　1993年，周星增下海了。他带领的财会系势头大好，他却毅然辞掉教职，成了温大第一个下海经商的教授。

　　当时，他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仍会回到大学，更想不到他的使命是办一所大学。他只想来点“实”的。

　　就在周星增下海的那个年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已经摸到了教育市场化的石头。

　　教师林方秋在那一年“下海”。他从雁荡带着一批学生到城关参加高考，乐清城关二中的教师黄纪云找到他：要办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请他当校长。

　　蓝图铺展，林方秋那个夏天就留在了城关，一呆20年。

　　他们心里的蓝图，就是如今的乐清育英学校，是当地炙手可热的名校。公办学校义务教育免费，但现在家长们愿意多花好几万元，挤破脑袋把孩子送进育英。教师也愿意留在这里，工资最低12万元，比公办学校高了近一倍。

　　“教育家的眼光、企业家的头脑。”林方秋认为温州的民办教育就需要这样的人。从1993年办育英学校、到后来的育英国际实验学校、杭州实验外国语学校、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短短5年，“育英系”就走遍温州，从小学到高职涵盖四个教育阶段。

　　不单是育英，新纪元、越秀、浙鳌、心桥、爱绿等诸多温系民办教育品牌逐渐成熟。1996年民办教育“温州模式”正式被专家认可。温州经验此后被写入了1997年国家《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专门增补“政策与扶持”的内容。

　　而此刻，富起来的周星增也回到了教育。凭借温州人的敏锐，他赶上了民资建高校的热潮。

　　他这一步跨得更远，直接把建桥学院建在了上海，成为沪上迄今最大的民营大学。周星增的目标是实用型人才，珠宝设计、会展、物流，而非人云亦云的热门。

　　如今，周星增的建桥已经在计划招收研究生，并且与国外强校合作办学。“有时候，民办学校还像干儿子，但我很乐观，明天会更好。”周星增说，教育这个最后的“壁垒”仍要靠体制突破来释放活力。

　　新一轮教育改革，温州正是试点。

　　2011年，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在温州开跑。“1+9”温州新政出台，试图逐条打破制度障碍，在同一赛道上，让民办教育跑得更快，并充当领跑的角色。

　　从过去教育金字塔底端的补充，变成塔尖上的名校，这是温州教育先行者们又一次挑战。

　　2014年1月，育英更大规模的校舍正在建设。林方秋说，市场早就做出了选择，而民办教育从发轫以来，一直面对的是市场的选择。

　　“温州，还是应该做更多的事情。”2014年1月，周星增在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年会，“温州”是会上的热词。他说，温州应该发展实用性大学，实现高品质蓝领的温州制造；采用中外合作办学，带给温州人世界的视野……而这恰也是建桥的方向。

　　2014年1月，78岁的金文斌仍笔耕不辍，在为温州教育志整理新的篇章。“政府蓝图早就有了，现在要想想动作怎么才能快起来？试想，温大要是没有‘三元券’的创新，怎么办起来？”金文斌相信，改革者们总能摸到过河石头，新的一篇正在翻页。

　　(文中数据出自《温州经济模式下的民办教育》金文斌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