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少贤呼吁，让所有医学院校和大型医院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定严格的伦理规范和程序，通过严格的伦理评审，确定捐献器官的应用是否违反伦理道德。

　　近日，心力衰竭的12岁男孩经过广西到北京的爱心传递，成功移植了21岁叶劲的心脏。叶劲脑死亡后，他的肝、肾和眼角膜还被其父捐给了另外5人，挽救了多人生命。日前，湖北8个月大男婴胡永卓因病离世，他的父母也将其器官组织捐出。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但器官的来源成为最大障碍。你愿意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进行的一项(41230人参与)调查显示，44.7%的受访者表示愿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但61.8%的受访者不信任目前的捐献体系。

　　调查中，90后占35.3%，80后占44.3%，70后占11.0%。

　　10.6%受访者曾遇身边亲友需器官移植

　　调查显示， 10.6%的受访者坦言，曾遇到过身边亲友需要器官移植的情况，86.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

　　2003年，来自北京的刘川奇处于肝硬化晚期，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当时还没什么人知道肝移植，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去搏一下，等了一天就等到了肝源，一个肝源5万元。”后来刘川奇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的肝是来自一个死刑犯。“我现在管理着一个有900多人的QQ群，群里都是进行过器官移植的患者及家属。有亲属捐献的，也有和我一样情况的，但没听说有谁用的是其他民众自愿捐献的。”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每年完成的器官移植例数超过200例，但仍缓解不了供体短缺的矛盾。仅以肝移植为例，现在等待捐献的病人近百人，平均等待时间超过3个月。”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副主任医师李威介绍，目前器官主要来自红十字会和卫计委下属器官捐献部门，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患者的直系亲属。

　　“我国每年100多万患者等待着器官移植，其中约30万患者若不进行移植就会死去，不像有些患者可以通过透析等维持生命。”红十字会总会下设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洪俊岭说，截止5月3日在中国人体器官管理中心登记的志愿者23606位，已见证成功捐献1698例。

　　据他介绍，最后约90%的志愿者都未必有机会捐献器官。因为登记之后会进行严格筛选，“比如有些志愿者老后器官会出现衰退，就不能进行移植。此外从登记到死亡捐献之间有漫长的时间，会出现种种变化，而我们不会强制别人去捐献。”洪俊岭说。

　　44.7%的受访者愿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

　　你愿意登记为捐献器官志愿者吗？调查显示，44.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45.4%受访者则并不愿意。

　　62.0%的受访者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捐献的器官能用于“器官移植”，仅有5.4%的受访者希望用于“医学研究”。27.0%的受访者觉得“只要有用，怎样都可以”。

　　来自慈溪的27岁的王阳，近日在“施予爱”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上已登记为志愿者。“很早之前就想捐，只是不知道途径，后来知道这个网站就去登记了。我只是想通过自己小小的力量去让一些人减少痛苦。反正人都死了，与其被烧掉，还不如捐了救人一命。”

　　今年47岁的北京军区司令部退休军人陈雷在2003年进行了肝移植，大病初愈后于2004年搭建了“中国器官移植网”。“我不知道我的肝来自谁，但作为器官移植受益者我很感恩的！所以才建立此网站，希望能帮到更多器官移植的人。等我死后，我很愿意捐献我的器官，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对于不愿意捐献的具体原因，受访者给出了“不信任捐献体系”(61.8%)、“使用者不感恩”(24.3%)、“法律缺位、权利义务不明”(17.3%)的答案。还有的则是出于“求完整、求安宁”、“亲友不同意”和“不合礼俗”等方面的考虑。

　　家住宁夏银川的“60后”贺玉真觉得，自己死后器官被拿走是件无法想象的事。她认为即便是自己同意，儿女也很难接受。“不过有时候也想，能将自己的一部分换在他人身上延续，也许是更好的念想。”

　　浙江理工大学大三学生郭子健，也表示不愿登记为志愿者，但他的阻力更多在于担心自己捐献的器官被如何使用。“如果捐献者得知自己的器官被通过一系列的暗箱操作，甚至涉及金钱交易和权力寻租，那么他们还乐意捐献吗？”

　　“有人对捐献体系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少贤认为，因为我们当下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没有严格的程序和操守良好的专门机构，人们会容易觉得有关程序不透明。

　　56.0%受访者期待建立透明程序，明确分配路径

　　怎样才能消除人们对人体捐献的顾虑？

　　调查中，“建立透明程序，明确分配路径”(56.0%)、“打击非法器官买卖”(17.9%)、“制定捐献法规来监督捐赠”(15.3%)居于前三位。此外，8.3%的受访者认为民众需改变传统观念。

　　在北京25岁的化学方向研究生洪原正看来，器官捐献的供求很有可能也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让每个有需求的人都得到捐献是不太可能的，但关键是要通过透明的路径和严密的制度把双方的预期统一、稳定下来。“这里面可以隐藏的灰色地带太多了，患者的焦虑，供体的担忧，医疗机构的疲倦，往往让好事变味。”

　　洪原正认为，现在都讲究社会创新管理，器官的筛查可以让权威部门做，其他环节也应交给社会组织，这样会更有效率。

　　“早期国家把任务交给红十字会，但某些事件让红会信誉受到了挑战。近两年卫计委又开始自建器官捐献系统，如果想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透明和公开。”李威认为。

　　对此，洪俊岭回应，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不负责器官分配。“我们一方面负责向公众普及关于器官捐献的知识，进行宣传；另外一方面负责器官捐献志愿者的登记报名，属于中间协调方。”

　　李威介绍说，目前器官捐献最成功的国家都在欧美等地区，如美国有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简称UNOS，负责全美的器官捐献。“目前国内还是各自为政，但国家卫计委已经着手将全国的供体捐献纳入统一管理当中，国家也在努力。”

　　陈少贤建议，要系统地消除人们的顾虑，首先应由国家和各地成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政府给予必要的投入；在法律法规层面，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或卫生计生委员会要对此进行明确规定；同时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公布有资质接受捐献的机构名称，对未经许可便开展器官捐献移植工作的机构和个人依法处置。”

　　陈少贤认为，还应让所有医学院校和大型医院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定严格的伦理规范和程序，通过严格的伦理评审，确定捐献器官的应用是否违反伦理道德。”另外，还要向全社会大力宣传，形成积极风气。“红十字会、爱心组织和社会相关机构可以搞签名运动，鼓励大家成为捐献志愿者。要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爱的传达是伟大的，是毅然决然的善举，是值得人人学习的榜样。”陈少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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