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焚烧秸秆已成丰收季节最令人头疼的副产品。禁烧意志年甚一年，相关办法日益严苛，可为什么依然会不时出现烟雾围城的窘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过于关注对“人”的强力处置，而有些忽视给“物”以恰当的归宿。

　　非常之时，确实得用非常之策。为了尽可能迅速禁烧秸秆，行政手段一直是首要的、贯穿始终的重要选项，各地各级为此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行政资源，在行政手段的使用上也达到了极限。通常来讲，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层层下达行政指令，严防死守，哪个地方出问题，就拿相关管理者是问，直至革职查办。在体制内，拿官帽动刀，将官位悬置，堪称釜底抽薪、直捣黄龙之策。

　　而面对焚烧秸秆的农民，情况相对要复杂和困难，情急之中，便催生了一些更极致的治理手法。印象最深的是，我曾在某地看到路边悬挂着斩钉截铁八个大字，“焚烧秸秆，一律拘留！”金刚怒目，霸气腾腾。

　　细究上述强力举措，会发现它们的指向都是“人”，力图通过对“人”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事”的控制，但它们并未充分回应产生问题的根源。秸秆焚烧在农耕文明中自古有之，何以现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这一问题需要放在整个生态环境变迁的大视野和农业农村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大转变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和审视。

　　不妨把对焚烧秸秆的愤懑与焦躁暂时放下，回归于常识：秸秆被付之一炬，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处置方式，倒逼我们必须真诚、耐心地为秸秆找到更有效率的转化方式和更合理的去处。这便是现在越来越受重视的秸秆综合利用，很多地方已有有益的尝试，尚需投入更大的心力。

　　最近，秸秆禁烧立法备受热议，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应对现实问题无疑是值得嘉许的路径。但倡导立法并不等于治理手段的全面严苛化，除了必要的严厉惩治与问责之外，更要刚柔并济，疏堵结合，系统设计和合理构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系统。如此，秸秆禁烧年复一年在应急式治理中饱受煎熬的尴尬才有望被终结。若放大此事的意义，或许也是检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侧面。(杨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