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湾虽然地处温州东南一隅，但自古以来民间文风鼎盛，书院林立，走进这片土地，往往一座桥、一口古井都延续着这块土地独有的文化和乡愁记忆。眼前拆迁中的永中街道新联村，有一座清代门台即将湮没在历史进程中，在它里面却走出了我国著名的民族史学家程溯洛。该门台悬山顶，筒瓦屋面，清水砖砌筑，高约4.27米，围墙高约2.74米，屋脊两端微微翘起，具有典型的龙湾地区风格特色。

　　据其弟撰写的资料介绍，1913年，程溯洛出生于该村，受民风家风影响，发蒙较早。昔孟母有三迁之教，择邻而居，程溯洛的父亲程子万则认为名师才能出高徒。程溯洛入学前，已能熟背《三字经》。五岁时，程父为其聘请当地名师王琴笙作为塾师，在家教他读书。程溯洛王琴笙的教导下，学习了语文、英文、算术等课程，熟读二十四史。七岁那年，遇永兴下垟街老先生张鹏，教读四书五经，熟背《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为今后走上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甚至史书中的有些重要章节，直到晚年仍能背诵，他曾说“想不到我年幼所学，现在正好有用”。

　　然而，程溯洛父亲对其所教甚严，认为他的英文、算术成绩不够理想，于是将他送到离家七八里路的一所小学念书，后听闻永兴小学师资力量较高，于是将他转入永兴小学。

　　在永兴小学，程溯洛读书自是十分用功，更是在语文、历史课程中初露头角。一次，校长项墨樵要他到讲台上向全校同学讲《史记·项羽本纪》，程溯洛登上讲台，翻开《史记》，一字一句进行讲解。站在台下的先生们也静静地听。担任历史课的李嘘云先生向站在身旁的先生说：“讲得比我还好呢！”

　　程溯洛的求学之路辗转多校，期间适逢多事之秋，一度投身爱国运动。1935年，程溯洛就学于东吴法学院。由于对史学的爱好，次年转学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历史系，但他认为光大历史系仅有一位知名教授，难遂人意，心想辍学。然而，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程溯洛自是无心学习，他束装回到温州，与项浪平、王璞、王思本等同志发起永强区抗日组织后援会，从事宣传抗日救国工作。

　　1938年夏初，程溯洛获悉国立西南联大招收插班生。他即到上海光华大学办好转学手续，取道越南仰光抵达昆明，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自愿重读二年级。战时的西南联大，条件艰苦，甚至日寇飞机频临轰炸，但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为常人所难以想象，但所有的人，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西南联大著名教授云集，史学界就有吴晗、陈寅恪、雷海宗、郑天挺、姚从吾等。程溯洛在纷飞战火中沐浴了西南联大的学术民主思想和兼容并包的精神。

　　1941年，程溯洛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各机构来昆明大量招收联大毕业生，但他淡泊名利，不求高官厚禄，决心以史学为终身职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组，在北大名师向达和姚从吾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在“一灯如豆，四壁萧然”的小平房中，从事宋、辽、金、元历史的研究。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北平研究所与之前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程溯洛被安置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2年，北京市高校院系调整，程溯洛调至中央民族学院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此，他和老一辈冯家升先生等合写了《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为了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程溯洛不住宿舍，选择住在所内的东院，坚持不懈地昼夜攻读史书。在六七年时间里，他阅读过的史书不计其数，仅保留的阅读登记卡就达数千张。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却仍一直坚持工作。我国的维吾尔族史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最迫切的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各种文字的维吾尔族史料。经过多年的努力，搜集了大量的维吾尔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和外文的维吾尔族史料。《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终于在1958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发行，是我国维吾尔族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在国内外的史学界都有不小的影响。

　　1978年以后，程溯洛受国家民委五套丛书办公室的委托，负责主编《维吾尔族简史》的古代部分。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书于1991年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维吾尔族通史。

　　上世纪90年代初是程溯洛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他仍竭晚年生命之余力，撰写专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和《维吾尔族族源考》，并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及《民族辞典》等。此外，程溯洛还翻译了俄国拉得洛夫所著的《回鹘文文献纪念集》中的《回鹘文契约文书》，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材料。

　　程溯洛一生著作等身，直至1992年11月病逝的前几天，他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这样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不仅成就了一位民族史学家，更是不断激励着后人。

　　2010年，龙湾博物馆举办龙湾历史文化名人展，展出包括程溯洛在内的32位龙湾籍历史文化人的画像、照片、实物。龙湾博物馆的“海山钟秀”基本陈列展之“人文渊薮”单元也常年展出程溯洛的生平资料，激励后人学习先贤高尚情操，弘扬奋发向上的精神。

编辑：郁文